公元前196年,汉初三杰之一的韩信,在长乐宫的钟室被汉高祖刘邦老婆吕雉诱杀。鸟尽弓藏,兔死狗烹----韩信之死只是历史上开国功臣被滥杀的一个缩影。汉初彭越被剁成了肉酱供人品尝,明初胡、蓝之狱数万人枭首……刀光剑影、血雨腥风,在人们的印象中,开国功臣似乎多死于非命。
其实不然,开国功臣也有自己的幸福时代……刘秀、李世民、赵匡胤就不杀功臣。
历数历史上滥杀功臣的朝代主要有(不包括地方割据政权):西汉、隋、明三代;开国皇帝与开国功臣相安无事的朝代主要有:东汉、唐、宋三朝。
杀?还是不杀?这是摆在开国帝王面前的难题,这与开国皇帝的出身背景、文化程度、个人性格,或多或少有着关联。杀,不杀,精明强干的开国帝王总有办法。
一,出身背景:杀戮悲剧的诱因
汉高祖刘邦、明朱元璋出身寒微、草莽起家。刘邦起点是亭长(汉朝实行的是郡、县、乡、亭、里制度,亭长相当于村长),是流氓无产者;朱元璋幼年当过乞丐、和尚,常为温饱发愁。秦末、元末的农民大起义,让刘、朱二人“王侯将相宁有种乎”的神话上演。
西汉初年,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了大功的八个异姓王,只有长沙王吴芮因其封地太小(食邑二万五千户),力量太弱让主子放心,而得以保全,其余均被刘邦和他老婆吕雉屠戮殆尽。
明初,朱元璋杀廖永忠、傅友德、冯胜等功臣……又掀胡惟庸、蓝玉两大案,连心机极深的谋士李善长等人亦难幸免。相比其他功臣,只有汤和等寥寥数人侥幸躲过血光之灾,在战战兢兢中老死床榻,可谓幸运之至。
刘邦、朱元璋嗜杀,但隋朝开国皇帝杨坚也滥杀功臣,这就让人颇为费解,似与出身无关,深究其因,其嗜杀性格的形成,也有家庭出身的因素。
与刘邦、朱元璋相比,杨坚出身相对“高贵”,他出生在一个职业军人家庭,但他在家庭出身上也有难言之隐。他原属汉族,本姓杨,其父杨忠因军功被北周武帝宇文邕赐姓“普六茹”,并获高官。
“普六茹”是鲜卑族的一个姓氏。在“五胡乱中原”的时代,不要说汉人,就是胡人自己也看不起自己的民族身份。因此,北魏孝文帝拓跋宏(鲜卑族),改“拓跋”为汉姓“元”,称元宏;另一支鲜卑族的分支宇文泰建立北周时,也全面实行汉化。而杨坚父亲杨忠却被赐姓为“普六茹”,看似恩宠无比,实则奇耻大辱,姓氏问题常让杨家人被汉人所诟病。
自卑的种子从此种下。杨坚篡北周建立隋朝后,改回本姓,以汉人自居,但心理总有阴影。一方面,他大肆屠杀前朝宇文氏(后缢杀隋炀帝的宇文化及,并不与北周皇族宇文氏同支,故得免);另一方面,总是疑神疑鬼,借机滥杀功臣。姓氏问题,也就是家庭出身问题,成了杨坚一生的心结。
与刘邦、朱元璋不同,汉光武帝刘秀、唐太宗李世民(唐高祖李渊在位时间较短,唐初开国功臣多出自李世民门下,故也将其列入开国皇帝之列)、宋赵匡胤,他们的出身则要高贵和显赫的多。刘秀是南阳豪强,李世民父亲李渊与隋炀帝杨广是表兄弟,赵匡胤亦出身于富足的军人家庭。
家庭出身不同,其朋友圈子也不同。刘邦、朱元璋赖以起家的武将多为贩夫走卒、引车卖浆之流,谋臣多以出身寒门、潦倒失意文人为主;刘秀、李世民、赵匡胤的谋臣武将,多为官宦人士、各地豪强。
成功人士往往惺惺相惜;强盗团伙却常因分账不均而内讧不断。
刘秀、李世民、赵匡胤手下功臣,文化程度较高,通常通晓历史,见好就收,还能善全其身。
刘邦、朱元璋手下的穷哥儿们一夜暴富,见原来一起穿开裆裤的兄弟,变成了自己的主子,心理多少有点不平衡,加之主子猜忌,就难免有蠢蠢欲动之心。铤而走险一旦失败,如同推到了一张多米诺骨牌,真谋反者、假谋反者,乃至“腹诽”者,就如“滔滔江水绵延不绝”,皇帝或以谋反,或罗织各种“莫须有”罪名,把功臣打“乱臣贼子”,屠刀相向势所难免。
二,文化程度:决定治驭手段
“竹帛烟销帝业虚,关河空锁祖龙居,坑灰未冷山东乱,刘项原来不读书”,这首诗名为《焚书坑》的诗,出自晚唐诗人章碣之手。该诗讽刺秦始皇焚书坑儒,却也道出了刘邦、项羽不读书,文化程度不高的事实。
事实上出身寒微的刘邦、朱元璋和在军人之家成长起来的杨坚,并没有读多少书,刘邦曾当众摘下儒生的帽子尿尿,朱元璋起兵之前还是文盲。
文化程度不高者,以武力夺取天下,在品尝成功喜悦后,依然崇尚暴力治理天下,强调以暴制暴。
太子朱标曾劝朱元璋要以“仁”治天下,切毋残忍嗜杀。朱元璋找来一根带刺的棍子,对朱标说,你拿。朱标说,有刺没法拿。朱元璋说,我就是要把刺拔光了,这样你才好拿啊。
一杀了之,永绝后患,不能不说是最直接、最可行的办法。
相比之下,刘秀、李世民读书较多,其中李世民还是一位诗人,全唐诗留有他的诗作。
赵匡胤虽出身军旅,但据史书记载,他“卷不释手”,喜好读书。他曾在太庙的夹壁中立一石碑,刻上告诫子孙的誓言。新任皇帝祭祀太庙时,要在不识字的小宦官的陪同下,进入夹壁拜谒,并谨记誓言。
北宋灭亡后,夹壁石碑的誓言被揭秘出来,主要内容有,一是要保全柴氏子孙(赵匡胤从后周柴氏手中夺取政权);二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。可见,赵匡胤非常重视读书人(士大夫)。
重视和喜欢读书的皇帝,更能理性思考问题,对待功臣多采取怀柔手段。
刘秀,按照二十八星宿的形制,把邓禹、彭岑等二十八个功臣的画像悬于高阁之上,号称“云台二十八将”,供子孙观瞻礼拜;
李世民请著名画家阎立本绘画,把长孙无忌、尉迟敬德、侯君集等二十四个功臣画像,挂在凌烟阁之上,称为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”,传为千古美谈;
赵匡胤未能完成统一宏愿,就在“斧声烛影”中可疑地死去,还来不及将功臣的荣誉榜“公示”出来,但他的侄子宋真宗赵恒效法前人,建立高阁,把功臣的画像高悬其上,一时世人皆以此为荣。
试想,功臣功成名就、封妻荫子,画像被高高地悬挂在“云台”、“凌烟”之上,供人顶礼膜拜,在如此巨大的政治荣誉面前,谁还会不珍惜?谁还会冒着灭族的危险去谋反?
因此,“云台二十八将”中无一人被杀;“凌烟阁二十四功臣”中只有侯君集因参与皇家立储内斗被杀。赵匡胤还在史上留下了“杯酒释兵权”的故事。
当然,赵匡胤也没有把事情完全做绝。以石守信为例,他的儿子石保吉、石保兴,赵匡胤仍然任命他们为将,其孙也为国戍边,延续军人家族梦想。
三,性格:成为决定因素
刘秀、李世民、赵匡胤是历史上出了名的“好脾气”皇帝。
李世民胸襟坦荡、虚怀若谷,以善于纳谏闻名,他与骨鲠之臣魏征的故事,妇孺皆知,君明臣贤留下了千古佳话,这里无须赘言。但刘秀与“强项令”的故事,也许就不那么为人所熟知。
刘秀称帝后,其姐湖阳公主,借着弟弟的势力,恃宠而骄。一次,她手下奴才杀了人,逃入公主府中躲避追捕,公主极力庇护。几日后,见风平浪静,该奴才趾高气扬地跟着公主出游,当时的洛阳令董宣立即将其捕杀。湖阳公主大怒,到刘秀处告状,刘秀令董宣向湖阳公主磕头赔罪,董宣不肯,据理力争。刘秀就叫宦官按住董宣的脖子,强行让他磕头,董宣用手撑地,强挺着脖子,誓死不从。
见此,刘秀不再勉强董宣,笑称其为“强项令”。后来,刘秀还因董宣政绩突出,不断擢拔他的官职。
刘秀还未起兵之前,看到当地的名门之女阴丽华,心为所动,留下了“做官当做执金吾,娶妻当娶阴丽华”的“名言”。做官只求做到“执金吾”,与项羽、刘邦看见了秦始皇车驾后,发出“彼可取而代之”、“大丈夫生当如此”的豪言壮语大大的不同,可见刘秀个人野心并不大,心态也比较平和。
魏征、董宣幸亏遇到了李世民、刘秀这样的开明君主,得以青史留名,名垂千载,倘若遇到其他霸道一点的帝王,人头早就落地,被砍了拉出去喂野狗。
明初,有一位大臣叫茹太素,他写一封奏章给朱元璋。茹太素是文人,喜欢舞文弄墨、引经据典,奏章写得虚了一点、长了一点。朱元璋叫人念来听,听着听着就不耐烦,大怒令人把茹太素唤来,乱棍齐下,一顿胖揍,让茹太素摸着屁股不敢喊疼。第二天,朱元璋心情不错,叫人继续念茹太素奏章,发现茹太素的奏章还不赖,建议了五件事,有四件事是对的。
呜呼,只因奏章写得长了点,茹太素的屁股就开了花,可见朱元璋的脾气并不好,滥杀功臣或有坏脾气的因素在起作用。
与刘秀和李世民相比,赵匡胤更是宅心仁厚,不仅功臣不杀,连投降来的亡国之君也不杀,南汉刘氏、荆南高氏、吴越钱氏……都得以保存。
当然,皇帝脾气再好、读得书再多、再明事理,还得有手段、恩威并施,才能驾驭住手下的功臣。
刘秀就曾告诫过手下的大臣,虽然他不会学高祖刘邦,但你们也得收敛一些,否则君臣撕破脸面,到时就不好看了。
尉迟敬德在玄武门之变和数次战役中,多次救过李世民的命,自恃功高,没有把谁放在眼里。一次李世民宴请大臣,因一言不合,尉迟敬德居然拳打江夏王李道宗,让李世民大丢脸面。李世民十分恼怒,虽未因此事处罚尉迟敬德,但正色警告之,别逼他学刘邦。自此,尉迟敬德说话、做事循规蹈矩,再也不敢造次。
刘邦和朱元璋大杀功臣,西汉和明朝国祚挺长的,东汉、唐朝、北宋三代不杀功臣,国脉绵延也挺长的,看来对开国功臣杀与不杀,都一样。
其实不然,西汉和明朝大杀功臣之后,都出现了乱子。西汉出了“七王之乱”、明朝出了“靖难之役”。明成祖朱棣之所以敢于发动“靖难之役”,就在于他认定建文帝朱允炆朝中已经无人,良将谋臣都被朱元璋屠杀殆尽。
隋文帝杨坚大杀功臣的恶果很快就显现出来。在他死后,其子隋炀帝杨广暴政,天下大乱,群雄四起。此时,经过杨坚、杨广二人的杀戮,隋王朝已无良将可用,覆灭进入倒计时。